經(jīng)濟學家理查德·默南（Richard J. Murnane）和格雷格·鄧肯（Greg J. Duncan）的報告指出，從1972年至2006年，高收入家庭增加了150%的開支；而同一時期，低收入家庭在這方面的投入則僅僅增長了57%。同樣，父母與子女相處的時間增長速度的兩倍。
自1975年以來，受過大學教育的父母與子女相處的時間，其增長速度是學歷較低的父母所花的兩倍。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經(jīng)濟學家蓋瑞·雷米（Garey Ramey）和瓦萊瑞爾·雷米（Valerie A. Ramey），把這種幼教投資的不斷升級稱之為“幼兒競爭”（Rug Rat Race），這很好地描述了這樣一種不斷加深的認識，即早期的童年經(jīng)歷對贏得終身教育和經(jīng)濟競爭至關(guān)重要。
如何解決教育貧富分化？
目前還尚不清楚對此我們應該做什么。部分原因是因為有關(guān)公共教育的討論多集中在錯誤的責怪對象上：我們指責失敗的教育和窮人的行為該對這一趨勢負責，而實際上真正的原因是出在不斷深化的收入不平等和富人的行為上面。
我想，沒有及時跟進是因為不熟悉問題的本質(zhì)——在富裕階層和中產(chǎn)階層之間不斷加大的教育差距。畢竟，在過去50年的大部分時間，涉及教育不平等的全國性對話一直都幾乎無一例外都集中于減少貧困和中產(chǎn)家庭之間的教育成就不平等，而其依靠的措施也是像“開端計劃”（Head Start Program）這樣面向貧困人群的學前教育項目。
我們幾乎沒有想過考慮一下有錢人都在干什么。除了持續(xù)討論不斷升高的高等教育成本是否會將中產(chǎn)階級擠出高校門外，我們就沒怎么談論經(jīng)濟學家所說的教育“上尾不平等”（upper-tail inequality），更不用說成功削弱它了。
與此同時，不僅僅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學校表現(xiàn)得比中產(chǎn)家庭的孩子要好，經(jīng)濟形勢的不斷變幻意味著在學校里成功對于將來經(jīng)濟上的成功愈加必要。這將導致美國社會越來越缺乏流動性，而這一趨勢又將反過來加重不平等的現(xiàn)象，這種相互強化著實令人擔憂。
我們需要開始討論這件事情。不過，說也奇怪，教育貧富差距的快速增長也帶來了一線希望：如果家庭收入和教育成就之間的關(guān)系能夠改變地如此之快，就表明其模式并不是固定的、無可避免的。能變一次就能變第二次。政策的選取也就變得更加重要。
那么，如何建設(shè)一個這樣的社會，人們的教育成就和家庭背景之間沒有那么大的關(guān)聯(lián)？或許，可以學習富人的做法，社會整體下大力氣增加孩子受教育的機會，從出生的那天起開始。兒童早期的教育投入在社會分層上的回報是巨大的。
這意味著投資發(fā)展高質(zhì)量的保育和學齡前教育服務提供給中產(chǎn)階級和貧困人群。同時，招募和培訓一批技藝精湛的學前教師和保育工作者。這些都不是什么新概念，但我們必須停止爭論這些措施有成本有多貴、實施起來有多困難，然后硬著頭皮干下去。
但這樣還不夠，在擴大和改善學前教育和保育服務方面我們還需要投入更多。近來有很多關(guān)于投資師資力量，“提高教師水平”的討論，而提高父母養(yǎng)育子女的水平和改善兒童最初期的環(huán)境可能比這個還重要。讓我們在父母身上投入更多，這樣他們才能更好地培養(yǎng)他們的孩子。
這就需要找尋方法去幫助父母，使其本身變成更好的教師。這或許會涉及到支持職工家庭的戰(zhàn)略，這樣他們有才更多時間給孩子讀書。還有擴大“護士家庭合作計劃”（Nurse-Family Partnership）那樣的項目，這類項目在幫助單親家庭教育其子女方面已被證實有效；同時，還需要支持研究，使其為單親父母開發(fā)新的資源。
或許，還需要更多的商業(yè)和政府支持，提供更長的產(chǎn)假和陪產(chǎn)假假期以及幼童照管服務，以使中產(chǎn)和貧困家庭獲得一些富余家庭孩子享有的早期學業(yè)干預。最根本的一點，這意味著更新仍舊盤繞在我們腦中的觀念——教育問題不該由學校獨自解決。
在確保孩子在幼年早期獲得認知刺激體驗方面做得越多，就越不用擔心學校教育失敗。而這還將使學?？梢约芯魇诩记?mdash;—如何解決復雜問題、如何批判性的思考以及如何合作，這些都是對一個增長中的經(jīng)濟體和充滿生命力的民主政治結(jié)構(gòu)而言必不可少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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